編者按 治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被公認為世界性難題之一，而如何處置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又是這一難題中的焦點問題。在這方面，理論界與實務界進行了一定的研究與探索，特別是一些地方檢察院立足未檢工作職責，積極探索構建相應的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體系，取得較好效果。
尊重未成年人司法規律建立分級干預體系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宋英輝 中國政法大學講師 苑寧寧
自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我國一些地方開始探索未成年人司法建設，積累了一些符合國情的做法與經驗，同時也遇到一些問題。其中，如何處置未成年人罪錯行為是焦點問題，實務界和理論界有著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同樣應當堅決打擊，堅持懲罰和制裁的思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未成年人身心狀況特殊，犯罪原因有別，堅持教育、感化、挽救。這種分歧歸根到底，根源于對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處置規律缺乏深入的認識。
從歷史發展、科學依據、司法實踐三個角度總結與提煉處置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規律，可以總結為注重保護、強調恢復、積極預防。第一，注重保護。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產生后，始終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目的是避免未成年人進入成人司法系統，因為成人司法的一些制度、程序和措施會給身心特殊的未成年人造成難以彌補的負面影響。第二，強調恢復。未成年人身心特殊，簡單地予以懲罰很難發揮預期作用，甚至有可能形成慣犯。未成年人犯罪后，根據情況采取適當的分級干預措施，包括一些帶有懲戒性質的措施，矯治其心理行為問題，幫助其順利回歸家庭和社區，繼續完成社會化。如此處置犯罪的未成年人，既有利于實現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也能真正防衛社會。第三，積極預防。成人司法背后的邏輯是評價行為人的“行為”，根據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由于強調恢復，未成年人司法關注“行為人”，根據個別化處遇的原理，預防其實施犯罪行為。因此，未成年人司法突破了傳統刑法的一些基本原則。對于未成年人非犯罪的問題行為進行干預，預防發展為犯罪；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后進行專業矯治和幫教，預防其繼續犯罪。
注重保護、強調恢復、積極預防，具有內在遞進性，構成未成年人司法規律的本質內容，也是處置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規律。觀察域外法治發達國家和地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宏觀上都朝著上述這一趨同的方向發展，體現著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處置規律，微觀上都建立了一套符合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處置規律、輕重有別、逐漸遞進的措施體系，對未成年人的罪錯行為進行分級干預。而且，這一分級干預體系有著共同的特征：第一，貫徹教育保護理念。未成年人心理具有易感性、易變性，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和危害社會的行為，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針對性解決未成年人存在的問題。第二，堅持早發現、早干預原則。涉罪未成年人之前的不良行為或違法行為，大多都經歷了一個由輕到重逐漸演變的過程，應早發現、早干預。第三，堅持專業干預原則。對心理行為偏常的未成年人簡單進行懲罰，與社會隔離，極易導致重新犯罪，因此應引入專業人員參與干預，避免對其融入社會帶來不利影響，注重干預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同時，未成年人出現心理行為偏常，往往是由于青春期發育的沖動及受到外部不良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對其干預應當持續一定時間。第四，強化綜合治理導向。落實家庭責任，保障學校教育的正確引導，創造有利于其健康成長的社區和社會環境。第五，明確司法保留原則。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強制性的措施，應經過司法機關裁決，防止濫用。由上可見，規律是“里”，分級干預是“表”，建立符合規律的分級干預體系，是未成年人司法建設的正確方向。
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具體處置措施類型。就我國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處置而言，梳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可以適用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違反治安管理法律時，不滿14周歲的不予處罰，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行政拘留不予執行，但均可以責令監護人嚴加管教。二是12周歲至17周歲有違法或輕微犯罪行為，不適宜留在原校學習，但又不夠收容教養或刑事處罰條件的（包括被學校開除或自動退學、流浪在社會上的17周歲以下的青少年），經本人及其監護人同意，轉入專門（工讀）學校。三是有犯罪行為，但沒有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予以訓誡，責令監護人嚴加管教。在必要時由政府收容教養。四是有犯罪行為，且已達刑事責任年齡、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可能被判處緩刑，接受社區矯正，也有可能被判處實刑，在未管所服刑。通過觀察大量案例、收集相關數據進行研判，可以看出，實踐中上述這些措施實施仍有亟待完善之處，集中表現是無法有效解決未成年人存在的心理行為偏常，導致有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和反復再犯，根源就在于沒有充分體現和尊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處置規律。
#p#分頁標題#e#獨具特色的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體系具體設置。對此，應當借鑒域外有益經驗，吸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訓，立足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與國情，通過修改法律建立一套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體系。所謂分級，可以從多個維度界定。一是適用對象分級。適用對象為未成年人，區分為不滿12周歲、已滿12周歲兩類未成年人。由于不滿12周歲的未成年人尚未進入青春期，對家庭的人身依附性很強，原則上不應當脫離家庭環境，在家庭的配合下接受一系列的干預。二是適用范圍分級。適用范圍是未成年人的罪錯行為，由輕到重分別為不良行為、治安違法行為、觸犯刑法行為。針對程度不同的行為，采取的干預措施應當有差異。三是干預措施分級。第一類為福利類措施，即未滿12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罪錯行為，原則上由公安部門交由監護人嚴加管教，同時根據風險評估結果為其提供一系列服務措施，包括對未成年人本人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以及心理行為矯治服務等。第二類為教育矯治類措施，即12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罪錯行為，原則上根據行為的性質及心理行為偏常嚴重程度等評估結果，適用學校幫教告誡、警察幫教訓誡、法官誡令（宵禁令、行為規范令、禁止令、戒癮治療令、社會服務令、觀護令等）、轉入專門學校、收容教養等。第三類為刑事類措施，即已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據行為的性質及心理行為偏常嚴重程度等評估結果，情況嚴重且必要的，可以判處徒刑，接受社區矯正或者在未管所服刑接受系統的教育矯治。
以衡平及恢復性司法為導向
□暨南大學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 張鴻巍
在日益強調歸責性的今天，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防治宜探索構建起非刑事化處分與刑事化處分并行其道的二元化未成年人司法分級應對體系。
對未成年不法及輕微犯罪行為人而言，原則上或應首先適用非刑罰性的未成年人司法，以“國家親權”理念來審視、甄別和處置。參照國際慣例及現行立法特別是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禁毒法等等，大體可涵蓋離家出走、夜不歸宿、逃學曠課、打架斗毆、酗酒吸毒、參加幫派等問題少年。對這些未成年人的司法處分，可采取口頭訓誡、轉介民政/福利部門處分、強制戒毒、強制入學（國民教育及工讀教育）等措施。不過，若經過初步篩選發現未成年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較大，且未得到被害人及社區的諒解，若其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則應予以刑事化司法處分。顯然，該行為人此時于其中所享有的特殊保護將比其于未成年人司法的待遇顯著減少，以此突出和彰顯刑事司法對被害人保護及防衛社會的關切。相應地，對于犯罪結果比較輕微、行為人有明顯悔過且得到被害人及社區諒解的少數未成年犯罪人，亦可依一定條件由刑事化司法“逆轉”至非刑事化司法酌輕處置。
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調整。在應對未成年人觸法的眾多法律責任中，刑事責任通常被視為最嚴厲的法律責任。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調整有著亟待反思、頗為迫切的現實需要。正因為刑事責任年齡對于劃分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及未成年人司法與刑事（成人）司法管轄權等問題來說重要性無以復加，因而大多數國家與地區均在其刑法典或相應未成年人法中明文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最低起算點。刑事責任年齡的調整亦牽涉到幾個關聯責任年齡的相應調整，包括完全責任年齡、相對無責任年齡、絕對無責任年齡及減輕責任年齡。因而，調整刑事責任年齡絕非僅僅只是降低完全刑事責任年齡那樣簡單，而應對此有著更為全面統籌的認知。未來需要通盤考量國際趨勢、案件性質及變化著的未成年人心智發展，以實證、理性及務實的態度研判完全刑事責任年齡、相對無責任年齡、絕對無責任年齡及減輕責任年齡調整的可能性及其調整的幅度。
#p#分頁標題#e#未成年人衡平及恢復性司法的倡導。未成年人司法之目的在于增進未成年犯罪人福祉，注重個別處分措施，從而避免對未成年人只采用懲罰性處分，以有效區別于刑事（成人）司法制度，使問題未成年人得到更多的關心和愛護，促其順利回歸社會。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未成年人司法只以實現未成年人之特殊處分為唯一目標而不顧其余。未成年人司法不但需要以制度性推動未成年人的自新，還要使得個案中每個受其影響的當事人、參與方都能合乎比例地感受到正義的現實存在。因而，恢復性司法或平衡及恢復性司法之倡導，將傳統個別化戒治與社區被害人參與機制有機結合起來，有助于實現公共安全、個人對被害人和社區之責任以及發展技能以幫助犯罪人過上守法和富有作為之生活。
一些研究表明，未成年人再犯及累犯率仍不容輕視。造成這種窘況之原因甚多，但未成年人是否全然悔過并據此自我革新顯然是繞不過去的邏輯起點。未成年人司法的正義實現，亦特別需要于個案中就案件不同具體情形結合風險/需求評估來作出務實判斷。以美國為例，2012年年底，聯邦司法部未成年人司法與預防違法犯罪署在愛荷華州、特拉華州和威斯康星州三個示范點啟動了“未成年人司法改革和再投入倡議”示范方案，旨在通過開發安置矩陣以提供關于安置選擇和基于“標準化計劃評估議定評級系統”實施的循證建議，來提高未成年人司法資源使用的效度和效率，從而減少未成年人再犯。安置矩陣通常將由經風險/需求評估驗證的累犯風險信息與當前案件信息予以組合在一起，以此提出安置建議。例如，暴力重罪指控以及累犯中等風險可能引發對未成年人家外安置的建議；而輕罪指控和低風險可能引發提出司法分流的建議。
結合區域特點深化體系建設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 高冰
近年來，上海市青浦區檢察院在開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中發現，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下稱“罪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現象尤為突出，但相應的處遇措施卻極為缺乏。以2015年為例，青浦區檢察院在審查起訴的16起案件中，即發現罪錯未成年人52人，而刑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的處遇措施，則因過于籠統，難以操作。為應對這些罪錯未成年人游離于懲罰之外、脫管于矯正之情形，給社會治安防控、犯罪預防等帶來的挑戰，青浦區檢察院延伸工作觸角、整合多方力量、創新工作方法，探索構建了符合區域實際的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體系。
加強協作聯動，全面提升案件發現能力
發現是干預的開端與前提。為使罪錯未成年人都能得到教育，進而改變其不良行為傾向，青浦區檢察院著力構建多方參與的協作聯動機制。一是加強與公安機關的協作，構建公安通報、檢察監督的信息共享格局。公安機關相關業務部門采取定期匯總通報一般案件，及時通報重大案件的方式，向未檢部門傳遞未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罪錯未成年人案件。2017年，推動區綜治委召集公安、檢察院、團區委共同簽署《青浦區關于未達刑責未成年人工作備忘錄》，對各單位在該項工作中的責任、配合辦法進行了詳細規定。二是爭取區教育局配合，多渠道發現罪錯未成年人案件，構建罪錯未成年人多發領域重點監控格局。2017年，青浦區檢察院借助法治進校園契機，爭取區教育局支持，由其在發案后直接向檢察機關通報，并配合做好跟蹤幫教工作。該機制建立后，區教育局共向區檢察院通報相關案件十余起，通過聯合社工介入干預后，在保障在讀學生正常學習及隱私的情況下，矯治效果初步顯現。三是密切關注訴訟過程中發現的罪錯未成年人。以密切關注審查起訴案件中的罪錯未成年人為主要立足點，要求未檢承辦人重點關注該事項，并填寫罪錯未成年人情況登記表。通過上述途徑的協力作用，近三年來青浦區檢察院共發現并干預罪錯未成年人近百人。
完善操作流程，規范開展處遇程序
#p#分頁標題#e#為使該項工作能夠長期穩定開展，近年來青浦區檢察院從規范操作流程著手，著力推動實施了以下工作。一是積極推動區綜治委督促相關單位簽署綜合處遇方面的文件，從而明確各方信息通報流程及責任主體、公安機關對未進入訴訟程序案件的訓誡責任及訓誡程序、公安機關訓誡與社工幫教的銜接程序。二是完善內部操作流程，規范文書制作。先后制定了《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教育工作操作規范》《檢察警醒書》參考文本、《責令嚴加管教書》參考文本、《幫教考察協議》示范文本，對訓誡的參與人、會場設置、訓誡流程予以規范。三是探索開展訴訟程序外處遇的轉介機制建設。利用檢察社會服務中心承擔的社會化工作轉介職能，探索開展了檢察社會服務中心聯系、協調公安機關訓誡模式。
豐富處遇措施，提升完善處遇能力
在探索之初，青浦區檢察院即針對罪錯未成年人行為違法輕重的不同，構建了包括訓誡、跟蹤矯治、專門機構矯正在內的多層次處遇體系。
其中，訓誡針對的是違法犯罪較輕的罪錯未成年人，由檢察官以制發并向其當面宣讀《檢察警醒書》的形式進行，同時向其監護人制發并當面宣讀《責令嚴加管教書》；跟蹤矯治針對的是違法犯罪行為較重或者多次違法犯罪的罪錯未成年人，由社工機構指派專人對其進行定期矯治；專門機構矯正針對的是有犯罪惡習或者涉及嚴重犯罪的罪錯未成年人，由辦案機關送工讀學校或者專門學校教育矯正。此外，青浦區檢察院還積極探索以開設短期集中教育班的形式，對部分罪錯未成年人進行專項矯治。為在此框架內達成處置有力、教育有效、責處（責任與處遇）適應的目標，著力推動了以下工作：
一是全面推行“訓誡+幫教”的工作模式。在總結該項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于2017年全面開展了罪錯未成年人幫教，無論對訴訟程序外還是對訴訟程序中發現的罪錯未成年人均委托社工進行幫教。
二是探索完善送專門學校教育。對父母無力管教、自身自控能力較差、社會交往復雜、涉罪較深的罪錯未成年人，社工幫教已無力矯治其嚴重不良行為，對此類罪錯未成年人，探索完善送專門學校教育模式。
三是探索短期集中教育。鑒于罪錯未成年人的嚴重不良行為，多系法治觀念淡薄、嚴重心理偏差引發，區檢察院在幫教罪錯未成年人過程中，注重引入心理、法治教育內容，并適時開設集中教育班，引導罪錯未成年人反省自己行為、正確規劃人生。如組織心理專家、社工，由心理專家通過問卷調查、面談、OH卡故事接龍等方式開展的心理輔導班。
四是將訓誡與全流程親職教育相結合，將對罪錯未成年人的教育與對家長的教育相結合，注重從家庭環境、個人認知等多個維度改善罪錯未成年人生活、學習情境，從而促使罪錯未成年人棄惡從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