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尋常的2018年即將過去，這是一個大事、盛事和多事、是非事并存的特殊年份。
尤其是2018年12月18日，中國隆重舉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汽車產業投資管理規定》正式發布。
汽車和未來出行，注定和國計民生息息相關。
看看這一年的汽車界，“放假門”、“拖欠門”、“裁員門”、“交付門”、“發布門”、“自燃門”、“互黑門”等危機先后爆發，汽車圈比娛樂圈還熱鬧。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
好友“首席賦能官”創辦人王兵對2018年度的十大危機公關事件進行盤點，很巧，第一大和第十大危機公關事件都和汽車有關，即滴滴連續遭遇順風車司機殺人事件、長城與吉利互指被“黑公關”。
先說滴滴危機事件的處置，必須解決合規，建立對于“司機殺人”這類問題的責任界定與邊界準則，為以后同類問題提供評判依據，優化企業乃至行業的有序健康發展的規則框架。
在發生第一次順風車司機殺人事件后，滴滴就該將這個問題提到最高的緊急重要度去對待，不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滴滴，整個出行行業都無法從情緒占主導的輿論壓力中解放出來。
滴滴需要先“打錦州”，如果先“打沈陽”，即使哪一天滴滴順風車完成了整改、達到監管要求而重新上線，如果再發生司機殺人事件，還是難逃又一輪輿論討伐、甚至是更嚴峻的公關危機。
明確核心接觸點與危機損害的主要矛盾，危機公關的策略就是要沿著建立同類問題的責任界定與邊界準則，開展利益相關方的一致性對話。這個過程毫無疑問會極度艱難。
在點評與本和汽車不相關的浙江加權賦分事件時，王兵認為，對企業尤其是近幾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型企業，對“政策監管制度與經營規則”這一要素，也需要強化重視程度，比如互聯網企業造車所面臨的行業準入、沒有資質問題。
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這類企業的經營業務大部分屬于創新領域，面臨政策監管或法規滯后的問題，發生輿情風險或者危機時極易遭遇無標準作為評判依據，而陷入情緒審判的境地。
二是這類企業自身沉淀比較淺內部尚有大量發展中的問題，引發輿情風險或者危機的機會本就多，而且很容易產生連鎖反應，既拖泥帶水地牽連內部的其他接觸點，甚至會拖累整個行業。
透過2018年危機亂象，我們越發感悟，價值觀管理無疑危機管理的核心。“首席賦能官”總結了比較有代表性的情況，可以為更精細準確地開展價值觀爭議管理提供參考與指引。
例如，商業模式的原生缺陷與資本選擇，比如著名投資人朱嘯虎“不投60后”所引發部分創業者的不滿，李開復的“買車投資論”遭到車和家創始人李想公開懟慫回應，都有點“被鄙視”不適的味道，而其實都只不過是資本的選擇而已。
例如，“高管黑洞”現象，基本是企業創始與高管團隊的重災區，除了俞敏洪“女性墮落”言論，還有拼多多創始人黃崢的“山寨不等于假貨”論、沃爾沃亞太總裁袁小林的“小三”比方，都可算作此類情況。
2018年，中國車企和新能源汽車企業及未來出行企業各種捉對撕逼異常熱鬧，其中當屬長城與吉利互指被“黑公關”，但這個事件堪稱本年度危機公關處置案例的成功典范。
因為，最終在年度盛事廣州車展前，吉利與長城舉行會談和解并發布聯合聲明，表示雙方愿意消除誤解、撤消相關訴訟，建立多層級溝通渠道和對話機制，共同行動，尋求合作發展機會。
更妙的是，在長城高端品牌WEY上市兩周年發布會上，包括吉利董事長李書福在內的國內多家自主汽車企業共同發來祝賀，這種情況不僅汽車行業沒有過，在其他行業也屬罕見。這表明一場原本行業內兩家企業間的互撕甚至要鬧到對簿公堂的危機，不僅成功化解，而且是已經轉變為了行業力量的空前凝聚和團結向上。看來，“化危為機”、“轉危為機”也需要大環境和大智慧。
設想，如果這個危機不消除，再鬧下去有可能導致多輸。損害，輕則影響兩家企業的聲譽與業務發展，重則使整個中國汽車自主品牌陷入分裂，從長遠看對消費者也是沒有絲毫益處。
所幸的是，涉事企業最終能消除對立、走到對話，這背后是企業決策者敏銳的戰略洞察與宏大格局，也與公關團隊的專業努力不無關系。
相比之下，本年度其他兩起新能源車企的對撕就沒那么美好了，法拉第未來汽車和恒大健康，珠海銀隆新能源兩大股東魏銀倉與董明珠，他們之間口水仗還沒有結束，成為年度懸案。其他的口水仗還有摩拜與OfO。
企業經營如同開車，無論是在高速行駛的公路上，還是崇山峻嶺的彎道上，開車要系安全帶，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車毀人亡。危機管理的本質是系好汽車安全帶。正像開車安全先要有高度自覺的安全感一樣，“嚴重的危機感往往使危機本身得以避免”。
可以預測，2019年及未來，企業的公共安全守門人，一個優秀的危機管理團隊，是多么重要，他們如同企業的健康守門人，是小病的醫生、大病的參謀、重病的親人、康復的助手，企業的安全、健康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他們夜以繼日的辛勤工作和保駕護航。
